广州钱业分为三类：银号，以放款为主；西号，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；“五家头”或“六家头”，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，相当于银炉。
由于长期经营习惯，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。
明代建成的钱庄，延续到清及民国继续发展。
清以银两为主，兼用制钱，晚期加上银元、铜元和纸币，延伸到民国沿用，更为复杂多变。
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、版别、折价、鉴定、公估、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等的计算行用。
因此，清初四朝时钱庄业务愈加活跃，除包揽兑换外，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，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，成为该期的主要金融机构，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。
嘉道年间，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，财政困难，市面不景气。
有些钱庄投机倒把，多有倒闭。
咸丰年间，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，如咸丰三年二月十五日这天，北京就因挤兑风潮，倒闭钱庄二百多家。
清末及民初，在洋行和外国银行扶植下又兴盛起来，趋向买办化，成为外商银行势力进入内地的工具。
19世纪20年代，在沿海地区，特别在五口通商地，钱庄、外国银行、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：随着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。
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，钱庄在银两、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；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，钱庄更形困难，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。
1947年10月16日，裕丰、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“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”成立大会。
但不久，随着内战的爆发，钱庄每况愈下，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，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。
解放后，钱业于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。
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，就民国时期而言，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。
庄票信用卓著，在市面流通，如同现金，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，被外商称作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”。
钱庄按存户寄存钱(银)填发存款收据，不记名，认票不认人，可流通市面；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，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；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，统称庄票，可在各地通用。
洋厘银拆，这是钱庄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，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，对钱庄发展起重要作用。
洋厘者，“洋钿行情”也，即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。
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，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，以此为市价基础，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，故名洋厘或厘价。
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，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。
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。
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，由钱庄同业公会，或钱行、钱业公会操纵。
民国初期，银元行市逐渐统一。
1915年取消龙洋行市，1919年取消鹰洋行市统一洋厘行市，洋厘行情长期下跌。
1930年后厘价猛跌，1933年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元一元为法定换算率，停开洋厘行市，所有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，银拆改名拆息，全国通行，史称“废两改元”。
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，并代收票据。
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，均为往来存款。
所经营放款由信用放款、抵押放款、短期拆息等；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，年给出口各行业大量货款，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民国初期，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，深入内地。
裕丰的钱庄就同武汉、镇扬、宁绍等地钱庄建立业务联络网，有联号、代理关系等，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渗透。
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操纵下，以资金支持内地钱庄，根据合约办理汇划，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两，有力地控制内地金融，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。
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，鉴定金银、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、重量和真假，并核定其价格。
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、银楼、金店、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。
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，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，还进行证券、公债、花纱布等等投机。
当时裕丰的钱庄，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，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，对全国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影响。
其组织可分两大类，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，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。
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，他们的票据收解，可以互相抵解汇划。
这种汇划庄势力大，有左右市面的实力。
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，其中又分元、亨、利、贞四个等级。
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，即挑担钱庄的转音。
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，故名。
亨字庄叫“关门挑打”，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。
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，不做存放款，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，也做量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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