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曲线救国】
对于这次北伐刘仁恭，朱温是做了充分的部署和周密的计划的，而不是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，捡软柿子发泄败军怒火。
首先，反客为主，引蛇出洞。
朱温虽然已经具备了与李克用正面交锋的实力，但从西昭义北上平推，显然不是最优选择。昭义战场是李克用的主场，朱温战线较长而又不得不克服黄河、太行山两大天险，军队调动和后勤补给都要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。
而如果朱温选择北伐刘仁恭，李克用就有可能会跋山涉水前来救援幽州，因为幽州一旦被朱温吞并，则整个河朔地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被朱温所拥有，这比丢失一个西昭义还要危险。
朱温打幽州的逻辑，就是攻敌所必救，围点打援，变客场为主场，迫使李克用把昭义战场搬到河北，即便不能搬到河北，也能搬到东昭义，总之，离开西昭义的河东主场，反客为主。
其次，无中生有，凭空创造一个巨大的政治筹码。
因为幽州一旦面临威胁，不仅李克用会焦躁不安，秉承地区均势的河朔重镇——镇州成德军王镕，同样无法置身事外。王镕不愿看到幽州被朱温吞并，所以一定会居中调解，从而有求于朱温，欠朱温一个大人情。
而更加令镇州王镕感到棘手的，则是李克用“借道”的请求。李克用若要抵达河北战场，必须绕过太行山的最北部，然后借道成德南下，因为东昭义目前被朱温控制，而魏博更是不会对他开放边境，借道成德是李克用抵达河北战场的唯一路径。
如果王镕拒绝，那么朱温就有可能将幽州吞并，这是王镕不愿看到的，而且还会得罪李克用。左右失据，里外不是人，王镕不会拒绝李克用的借道请求。
而一旦成德军向李克用提供过境服务，当然就会得罪朱温，成为王镕欠朱温的另一个人情。从而使朱温在未来的河朔事务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，特别是对镇州王镕，既有谈判讲条件的政治筹码，又有军事打击的充分理由。
第三，北伐幽州有着充分而正当的理由，师出有名。
幽州刘仁恭不奉圣诏，擅自兴兵，侵略魏博，制造“贝州大屠杀”，这就是理由。作为魏博的友好邻居，一向爱好和平的朱温有义务替天行道，充当地区警察，维护地区稳定。
更何况，刘仁恭之子刘守文，私自占据沧州义昌军，并未获得朝廷的正式委任，其对沧州的统治是非法的。身为大唐忠臣，朱温也有义务铲除逆贼，恢复江山社稷。
第四，刘仁恭在魏博遭遇惨败之后，元气大伤，实力锐减，残血，技能全冷却，此时不补刀更待何时？
朱温，是战略高手，具备全局意识，会充分利用地缘政治，无中生有，扭亏为盈，而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。在弱小的时候，会通过合纵连横，借力打力，发展壮大；强大的时候，又会挑动外线战争，让对手疲于奔命。
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仅是一种警示，更是一种启示。朱温，恰恰将此玩儿得炉火纯青。
当众人的目光聚集在西昭义地区时，朱温忽然令旗一挥，四镇之兵（兖州泰宁、郓州天平、滑州宣义、魏州魏博）合计十余万人，在葛从周的率领下，对幽州刘仁恭发动了进攻。
葛从周势如破竹，先攻克义昌军下辖的德州，继而包围义昌军总部沧州。
果如朱温所料，刘仁恭不顾廉耻地向李克用赔礼道歉并祈求救援。而李克用也派周德威率五千骑兵赴援，进攻太行山东面的邢州、洺州，以牵制朱温的兵力。
刘仁恭拼凑起五万大军，自幽州南下，增援沧州。
得到幽州增援的消息后，沧州的围城部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，政治部主任、北伐军总政委（都监）蒋玄晖主张保守纵敌，把刘仁恭也放入城中，然后一起围困之，等到城中粮草断绝，便可被我军一网打尽。
蒋玄晖也是深得朱温信任的心腹爪牙，屁股决定脑袋，身为总政委，蒋玄晖的信条是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。所以行事谨慎，不敢涉险冒进。
葛从周与之针锋相对，说道：“行军打仗在于捕捉战机，而战机的捕捉则取决于上将，也就是我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岂能循规蹈矩？你不懂。”
随后，葛从周命令张存敬、氏叔琮率主力部队留守，自己亲率一支偏师北上迎击刘仁恭。
双方在沧州西北面的老鸦堤遭遇，刘仁恭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遭受阻击，只能仓促应战。
葛从周带有偷袭性质地攻击大获全胜，斩杀敌军三万余人，俘虏敌将一百多人，缴获战马三千匹。
刘仁恭狼狈后撤，退守瓦桥。惊魂未定的刘仁恭继续向李克用连发告急书信，“沧州危急！幽州危急！河北危急！”
李克用于是向东昭义战场投送了第二梯队的进攻力量，这次是由李嗣昭率领的五万人；
镇州王镕派来使者，调解朱温与刘仁恭的冲突；
正巧，沧州战场连降暴雨，不利进军。
虽然李克用没有借道成德驰援幽州，而是选择围魏救赵，猛攻东昭义，但镇州王镕的调解特派员已经出现，朱温基本达成了北伐的战略目标，且天公不作美，天意既然如此，那就顺势撤兵，卖给镇州王镕一个顺水人情，收下这个政治筹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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